房屋等地上建筑物在建筑区划内所处位置，并非仅仅涉及建筑物的空间布局，而是关系着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比例等土地利用要求或规划条件。
由于该条未提及在交还土地之时是否退还出让金，所以，责令交还土地实际上包含着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之意。之后，1995年1月1日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又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
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利用国有土地的基本形式。解决争议的方法，是关于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别约定，其所处理的是程序性问题。（二）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条例》按用途将城市建设用地划分为如下几种：居住用地，工业用地，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商业、旅游、娱乐用地，综合或者其他用地。行政机关以私法方式执行行政任务或履行行政职能时，不能像私人那样，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奉行私法自治，而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准绳，以公共秩序的维护或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依归[18]。下面从权利行使的角度分析一下该规定的具体内容。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它是一种行政处罚，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28]。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则完全应另当别论。五四宪法是第一部宪法，很多学苏联，但是宪法没有抄苏联的结构。
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至于代表的名额分配办法，意见更是难以统一。对于宗教信仰问题，胡乔木认为草案中宗教不干预政治一条表述不准确，宗教界的爱国运动也是政治，要求重新修改。这是宪法委员会构想最后一次出现在宪法修改讨论文本当中。
他亦曾建议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调到国家机构前面。这些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显得大胆而超前。
就同样的问题，人大决定后还要政协决定，国家就会出现两个最高权力机关。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当时，钱端升、钱伟长、程思远、叶笃义等知名人士也主张实行两院制。二是担心宪法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文。
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不过，在郭道晖看来，《宪法》中规定的23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一定有具体的立法保障。对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争论，反而大家热切讨论了精神病人有无选举权的问题，并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最终采用了精神病人无选举权的观点。来源: 《财经》2012年第26期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
当时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搜集了35个国家的宪法，既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所以，虽然两院制的构想被放弃了，但是八二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诸多实际职权。所以是不是代表减少，比如说3000人减少为1000人，再分为两院，也有一套想法。
许崇德说：来解决当时3000代表不好讨论的问题，是通过扩大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还请了参与五四宪法起草、年届八十的法学家钱瑞升当顾问，王力、吕叔湘担任语文顾问。郭道晖回忆，当时人大常委会、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都是吃过‘文革亏的所谓‘走资派。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也第一次将全面修改宪法提上日程。
它不同于人大，此点请注意。这次修宪期间，对包括是否实行两院制、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权、要不要搞三权分立，以及是否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等重大问题均曾提交讨论。
然后再分为两个院，每院500人，分头议事，这样可以使全国人大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郭道晖认为，序言不是一个规范，而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或者是对未来方向的表述，四项基本原则并非宪法的最高原则，宪法的最高原则是人权，人权的宪法化就是公民权。
1957年 反右开始，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校报总编辑郭道晖由于坚持抵制阳谋、反对反右，而被打入另册。邓小平也认为还是不要搞，如果两家意见不一致，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运作也很困难。
八二宪法公布后，法学界不少人士对此多次提议。从现有材料看，叶剑英对宪法修改的其他问题都没有发表意见，但对此说不能搞。1980年9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到1981年7月中旬，胡乔木担任秘书长，还有七位副秘书长：胡绳、吴冷西、张友渔、邢亦民、王汉斌、叶笃义、甘祠森。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回应，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所以宪法不能再规定设立专门的宪法委员会一事。
此后，契合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步伐，八二宪法又几经修改。同时，在政协副主席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也批示：原来讲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
二是设立直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委员会，来负责审查违宪。宪法与宪政在顾昂然的笔记中，彭真参与修宪工作的态度，是一个字：定。
直到今日，五四宪法还被公认为是一部相对进步的宪法，也是群众认可度、接受度较高的一部宪法。在修订工作过程中，李步云曾以笔名黎青在《人民日报》连续发出关于宪法修改的十篇文章，包括什么叫公民等。
能使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1980年9月17日晚，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立之始，胡乔木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将自己考虑已久的两院制设想和盘托出，以期改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宪法委员会的地位宜低于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成员主要由宪法学者组成，包括许崇德、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等。
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委员会103名委员的名单。在宪法修改委员会同年3月13日的分组讨论会上，苏子蘅提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很好，但建议取消禁止一切不属于宗教范围的迷信活动，因为这个范围很难严格划分，而且对于迷信活动是无法通过法律来禁止的，只能是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
宪法委员会夭折关于宪法制定后如何实施，鉴于以往历史的惨痛教训，修宪时参与人员表示了三个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现象重演。这两套方案提交至1982年2月召开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现在常委会里还有专门委员会，其中有专职工作人员，不光是议论，还可以真正工作，真正搞立法。四是，关于两院的选举方式，大多认为55个少数民族，在地方院中每个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其他则由地方人大代表会议间接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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